至慧策略定州：苏轼行迹的最北方（下）

定州文庙中的东坡双槐至慧策略。

　　577年，北周灭北齐，在定州置总管府，以杨坚为定州总管。隋代和唐初在定州设过大总管府、都督府，辖地最大时包括幽、德、赵等32州，囊括今河北中北部和京津。　　安史之乱后，河北藩镇割据，定州是义武镇治所。诸藩镇中义武镇不如魏博、成德、幽州三镇名头大，但有其独特处，如主动放弃父死子继的藩镇惯例。810年，第二任义武节度使张茂昭不顾其他藩镇反对，主动提出上交权力，四次上表得到允许，举族入朝，在割据中率先书写统一篇章，白居易曾致书褒扬，清康熙皇帝评点史书时称他“可谓不负国矣”。　　宋代避赵光义讳改义武为定武，宋仁宗时定州官员得到唐代欧阳询临本《兰亭序》刻石，称“定武兰亭”。这是存世最接近原迹也是最具传奇色彩的摹本刻石，刻于唐代，五代时由长安转到汴京（今河南开封），辽主耶律德光掠得后返经栾城（今河北栾城）时病故，刻石流落民间，经过80年后在栾城重新出现，移入定州，苏轼任职时仍在，后重回汴京，北宋亡时，再次失踪，好在有拓本传世。清代再次发现石刻，真伪尚有争议。　　栾城是苏轼的祖籍。他习书最早就是学《兰亭序》，在定州看到“定武兰亭”后作《题兰亭记》，称：“此本最善”。

太行千里送征鞍至慧策略

　　“逐客何人著眼看，太行千里送征鞍。”这是苏轼在离开定州路上写的诗句。　　定州地处太行山东麓大道，南下北上沿路可见千里太行。在从东晋十六国时期开始的民族大融合中，定州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必经之地。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中说：“南牧河济，必先集中山。盖中山之去云、朔，仅隔一陉，从高而下，势若建瓴。既至中山，则出险就平，驰突较易。”定州处在燕山南下和东出太行山的交汇点，特别是出太行山到定州就进入平原，这使定州成为民族交流交融的重要节点。　　五代时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，中原政权失去了燕山防线，紧邻燕云的定州成了最紧要的边地。北宋三朝重臣富弼说：“天下十八道，惟河北最重。河北三十六州军，就其中又析大名府、定州、真定府、高阳关为四路，惟定州最要。”定州市开元寺塔文保所副所长王丽花说，宋太宗二次北伐失败后宋辽以拒马河一线为界，定州成为“极边州”。1004年澶渊之盟后宋辽议和，但双方互相戒备，宋屯大军于定州，在河北防御体系中起总领全局作用。　　北宋定州叙事中，首先引人注目的是韩琦，1048年韩琦以资政殿学士、给事中知定州。近千年来，定州人一直对其极尊崇，他们说，不识韩琦，愧怍定州人。　　韩琦为相十年，赞辅三朝，到定州前已在抵御西夏和庆历新政中发挥重要作用。因新政受到阻力转地方任职。他在定州五年，整治乱军、强化治安、减少禁地、招募流民……一系列保境安民举措得到认可和拥戴。他还修缮官家园林对民开放，命名为“众春园”，堪称最早的“人民公园”。1075年韩琦去世，定州民众为其立庙，每逢韩琦生辰都要祭奠。　　1093年，苏轼以端明殿学士、翰林侍读学士兼知定州，到任后几天即去祭告韩琦。苏轼早年受韩琦提携，感恩已久。祭文写道：“公治此邦，没食其民。我独何幸，敬践后尘……敢不师公，治民与军。虽无以报，不辱其门。”　　苏轼是定州叙事的“戏眼”，他在这任职不过半年多，却成为这片土地上久久颂扬的传奇。　　苏轼在定州位高权重，其实处在失意中，这年八月，相伴多年的继室王闰之去世，九月，支持他的太皇太后高氏驾崩，当政的哲宗不信任他，表面上得外放要职，实际上被赶出权力中心。国事家事，风雨飘摇，“今年中山去，白首归无期。客去莫叹息，主人亦是客。对床定悠悠，夜雨空萧瑟”。字里行间，几许无奈。尽管如此，苏轼在定州任上并未懈怠，他以通达乐观的态度处世，以才智和勇气践行对韩琦的祭告。在风雨欲来的时局和宿弊难清的政务中，刚健有为而又得失超然，为定州留下丰厚的人文遗产。　　军务是苏轼定州施政一个重点，这是他在其他地方任职时不多见的。澶渊之盟后长期和平，军备懈怠，苏轼严明法纪，对聚众赌博、鱼肉百姓的论罪惩处。同时改善军营条件，他看到营房破败说，“岂可身居大厦，而使士卒终年处于偷地破屋之中，上漏下湿，不安其家？”多方筹措进行修缮。　　定州苏轼文化研究者苏守巡说，定州原有官督民办“弓箭社”，当时已经荒废。苏轼建立规章法度加强“弓箭社”，组织青壮年村民边务农边带弓箭操练，增加防卫能力。　　苏轼到定州时正逢河北灾荒，百姓缺粮，苏轼下令禁止苛捐杂税，免税五谷，同时两奏朝廷，先请求减价卖米，平抑粮价，进而申请将仓中陈米贷给百姓，候农户丰年再还。这些措施落实后，缓解了百姓粮荒，苏轼又组织民众兴修水利，扩种水稻，并传授栽种技术。　　在黑龙泉附近，苏轼看到农民插秧十分辛苦，便将插秧劳作情景编为歌谣，教农民边插秧边歌唱，这被认为是2006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州秧歌之起源。　　当时定州管辖范围包括今曲阳、唐县等地的太行山区，辽国已占据雁门关以北地区，定州西边的太行山也是防务重点，苏轼多次到太行山区巡查，特别是对曲阳的北岳庙和定窑关注较多。遇旱灾到北岳庙祈雨，苏轼祝文请求“倘有罪以致旱，宁降罚于微躬”。春天到北岳庙拜谒，祝文请求“赐之丰岁，以昭灵德”。将定瓷馏合刷瓶寄给苏辙，诗云：“寄君东阁闲烝栗，知我空堂坐画灰。”“画灰”出自白居易诗“对雪画寒灰”，形容心灰意冷，无所寄托。　　苏轼赴定州时已失意，半年里朝堂局势加速不利，1094年农历四月，苏轼被罢所任要职，贬往岭南任六品散官，还没过南岭已被5次加贬，直至1101年去世再未得起复重用。　　知定州可称苏轼政坛“绝唱”，有学者统计，这期间他创作诗词文章118篇，反映了济世的努力，也流露出忘世的淡然。“几时归去，作个闲人。对一张琴，一壶酒，一溪云。”（《行香子·述怀》作于定州）

众春花木复旧观

　　清乾隆皇帝句“众春花木复旧观”出自《雪浪石叠苏轼韵》。　　苏轼在定州期间，得一黑质白脉奇石，表面如山水画卷，名之雪浪石，置石于汉白玉盆中，刻文字于石盆唇上。诗云：“画师争摹雪浪势，天工不见雷斧痕。”宋代秦观、元代刘因、明代邵宝、清代厉鹗等均有吟咏。这雪浪石仍存于定州，还存有《雪浪斋碑》，定州博物馆工作人员吴汝峰说，碑在元人《河朔访古记》有记载，应为宋金时所刻。　　乾隆到定州主要是去五台山时经过，清代天下一统，定州不再是边防重镇，但仍是交通要地，旅人总要在定州打尖投宿，延续着定州叙事。　　1858年，潘祖荫和翁同龢分任陕西正副考官，两人同岁，家乡相邻，还有不少共同爱好，如写日记。他们8月20日过定州，都记下了望见太行山。潘祖荫当年返京，11月15日在定州过夜，记下城中有苏轼的雪浪石和中山靖王墓。翁同龢次年5月1日返经定州，写道“城大而坚”。　　1900年12月，沈家本经定州，作诗4首。其中一首咏雪浪石：“画石争传雪浪奇，高斋芜没系人思。坡公昔作边城帅，十万旌旗变色时。”追怀苏轼镇守边地时的荣光，感念眼前的荒凉凄然。沈家本是清末法律改革的主持者，今北京宣武门外有其故居。1900年时他在保定署直隶按察使，义和团兴起，八国联军入侵，在保定的清朝官员因支持义和团而被联军囚禁，直隶布政使廷雍等被联军公然杀害，沈家本侥幸得脱南下，定州之作抒写他饱受屈辱后的伤感。　　还有一首写开元寺塔：“岧峣塔影插天青，铃语劬当不忍听。战马悲鸣乌鸟绝，夕阳残戍几人经。”开元寺塔建于北宋，高83.7米，是我国现存最高的砖木结构的古塔，始建于1001年，历55年完成，既是佛塔，又可作料敌楼。1884年，塔东北面由巅至地剥落一角，2003年，经过15年的努力，塔体维修加固工程基本完工。　　如今开元寺塔对外开放，在第三层上塔踏道处，有一墨书题记：“绝顶西南面塔身有东坡题字，正北门扇上有浮休题字。宣和三年闰月二十二日……”宣和三年是1121年，由此可知苏轼曾登顶并题字，那一刻他应看到一生所见最远的北方，可惜已不知他当场题了什么。浮休是北宋文人张舜民的号，苏轼去世时他正任定州知州，作《苏子瞻哀辞》：“满酌中山酒，重添丈八盆。公兮不归北，万里一招魂。”　　第三层还设有佛龛，后壁上有些许多年前的刻字，其中依稀可辨有“三十八军万岁”字样，下写“51.6”，应该是抗美援朝时期留下的痕迹吧。　　从残缺不全到维修加固，从沈家本的屈辱到三十八军的胜利，开元寺塔见证了民族100多年来的危难和复兴。　　定州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，如今，经过精心保护修缮，开元寺塔、贡院、文庙等连点成面，古城风貌雏形初现，“众春花木复旧观”。　　不只“复旧观”，也是焕新颜，众春园增加新场景、新业态。定州贡院利用数字技术，使游客穿越进入古代科举考场，通过互动答题体验层层选拔的科举之路。“又见东坡”展、雪浪石、文庙中苏轼手植“双槐”等苏轼相关元素串联起来，形成“东坡行迹”研学线路。　　定州文庙始建于唐，1093年农历十月二十五，苏轼到定州后第三天就到文庙祭拜，赞颂孔子：“言不钧用于一君，而为无穷之遗教；身不宠利于一时，而有不朽之余荣。”　　文图均据新华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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